应该说，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已从中国制造的产品竞争向上游原材料、资本层面转移。遗憾的是，作为最大的资源性商品消费市场，我们在石油、铁矿石、铜等上面均丧失定价权。中国经济要想进一步提升，必须要迈过这个坎，也就是说要进行新的变革，才能再上一个台阶。

     谁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呢？这点上我们很有共识，那就是民营企业，象神化这样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出去，就遭到人家的围攻，人家知道我们国企的软肋在哪，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象中航油、中储铜都是这样的惨败案例。当然，仅仅靠民营企业自己还是势单力孤，需要金融力量的支持。遗憾的是，这点上我们的国有金融机构上没有意识到，袁总到华尔街能找到很多知音，但与国内金融机构谈这个事，少有人感兴趣。

    我们也不是要搞民族主义，实际上中国要攫取定价权，仅靠自身还是不行，还要与国际金融机构联手，比如欧洲的金融力量，市场与资本的合作，共同面对华尔街的既存势力，也是要打一场硬仗的。打赢了，才能在华尔街立足，才能真正去影响甚至获取定价权。道路还是漫长的，神化是早起赶路的那一批。

     著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法则），则是由约瑟夫·朱兰（Joseph M. Juran）根据维弗雷多·帕雷托本人当年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得推论出来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法则，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 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广义的“80/20”法则，是指最关键的20%的因素影响100%的结果。比如一个企业中，20%的客户是他们80%的订单。帕累托法则是管理学中“铁”的定律。可现在有两个理论打破了它。一个是长尾理论。长尾（Long Tail）理论是说原来的不重要的80%，现在由于客户的多样性显得更加重要了。长尾理论宣布80/20的帕雷托法则，现在被打破了。过去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现在重要了，比如一本以前不好卖的书由于网络电子商务的渠道全球化了，其销售总量反而很大了。因为有了互联网，如果有了好的主题，80%的部分也许会突然变得热销起来。

      在深入思考全球化之后的变化规律之后，长城战略咨询创造性地提出了“从80%、20%到4%”的创意法则。帕雷托法则说的是市场边界相对恒定的工业经济管理概念上的事。但是目前我们的经济已经高度复杂了，到了新经济阶段。帕雷托法则要进行再处理，即出现了二次帕雷托平方的法则，即80/20/4。在做咨询工作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法则，称之为创意法则，就是“80/20/4”，即对“80/20”中的20再进行“80/20”分解。要抓住更关键更少数的作用，即关键的4%。4%是什么呢？是创意。创意是所有工作的核心，现在我们把创意当成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磨刀不费砍材功”。创意型的工作永远是根本的问题。可以说80/20/4的法则是典型的“创意法则”，也是创新法则。在创意产业中，每件工作不是完整的执行力，更不是全部的细节，而是4%的关键法则。我们已经进入了创意经济的时代，任何工作，不仅仅是创意产品、企业发展、政府工作，甚至学习过程都应该使用80/20/4法则，即要了解全部80%，处理好20%，抓住4%，那么你就会创意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硅谷指数》在200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出硅谷地区呈现出和过去十年完全不同的结构。它的第二大产业是创意产业，而咨询则是创意的核心，包括工业设计和研发。硅谷经过半导体产业、网络产业等一系列轮流“坐庄”变化后，现在它的核心是两个：软件和创意。这说明硅谷在全球仍然是最好、最前沿的经济体。最新的经济体一定要有咨询公司，一定要有咨询公司在里面起作用。

      每一个企业家都在自己的行业领域里花了很多精力与时间进行过思考，但是这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非专业化。而专业化顾名思义，是在某一方面的专长，比如他可以对市场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的变化都能够敏感。失去了敏感以后，应对反应能力减弱，这个时候企业就需要咨询公司帮助。咨询公司通过召开创意头脑会议，之后在大框架之下探讨、分析怎么样应对市场以及未来的变化。

      做咨询与做管理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咨询业者要有更高的视野，同时要更加专业化，所以咨询要比管理高一个段位。管理专家核心是在复杂的问题中找到20%，而咨询业者则是要把另外的20%再打开，对其进行第二次“80、20”分解，即80：20：4。那么，一个事物中的“4”是什么？是关键，是创意。

     长城所对现代服务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并进行了一些的跟踪研究。2007年，长城所承担了科技部领导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代服务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与应用示范工程”中现代服务业总体战略研究课题下的研究我国现代服务业区域布局战略的子课题。

     到了这里，发现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出乎了我的想象，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科技部的领导，还有我国这个领域的十几位专家。除了主持这个课题研究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的高新民老先生外，科技部的领导有高新司杨咸武副司长，刘冰处长和陈志敏主任，参会专家有柴跃廷、谭铁牛、张树武、杨宗凯、孙林夫、吴朝晖、黄涛、高燕婕、信宏业、秦勇、刘碧松等。如此济济一堂的去讨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总体战略，说明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确实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会上，我就我国现代服务业区域的布局战略发表了观点，得到了参会领导和专家的积极响应。我说，去美国访问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在硅谷、华尔街、环球影城、百老汇等美国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专业空间。我在和华尔街投行机构的一个高级人员对话中，他就指出，中国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最赚钱的是华尔街，尤其是在原材料领域的金融产品，中国因素是影响全世界的价格走势的。所以回到我国为什么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问题上，现在我国的制造业太多了，必须要有虚拟经济进行匹配，否则就会越发展越不赚钱。以前，国家发改委曾选择了几个制造业行业，算了一笔账，中国产品卖出去，挣的钱还不够治理污染的费用。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十一五”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并推动我们科技部也越加的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认为科技部的工作重点是要支持新兴的服务业形态，因为传统的都已经有人，有部门管了，而只有新兴的没有人管，而且越是新兴的就越需要科技部来支持。我去张江时，上海的俞正声就说只要是能在苏州、杭州等地方搞得就不要来张江搞，也就是说上海已经认识到上海的发展是要走高端的。

     最后我提出，要认识到发展服务业与发展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不仅仅推动GDP的增长，而且因为服务业是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几年前，我就曾和刘淇提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那时他不认同，现在他已经转变了观点。现在北京已经在我国率先形成了服务型的经济形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现在我国的很多区域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还是存在很大欠缺的。从我国目前的现状看，北京和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时期，但是中西部确实是还处在工业化时期。所以总体说，东中西部区域间发展的差距在“十一五”、“十二五”内还会加大。因此，我们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把重点放在大城市，放到发达的地区来做。

                     ——访宁波材料所 

     2004年4月20日，中国科学院、浙江省和宁波市联合决定在甬建立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这是中科院在浙江省建立的首家国立研究机构，2006年3月10日获中央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宁波材料所的定位主要是面向应用基础研究，包括产品开发的前期、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以及产业投资。

     2008年6月18日，王德禄所长应邀前往宁波材料所访问，与宁波材料所崔平所长、严庆副所长就材料所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次交流。以下为王所长现场录音整理。 

      第一，我没想到你们这个所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好处就是有固定经费，但是有坏处，对改革是不利的。因为如果是事业单位就需要从组织上搞得更清楚，经费来源上哪些属于事业单位经费划拨的，哪些是基金管辖之下的，甚至哪些是民营企业出资的。各个企业投资的工程中心最好不是所直属的二级单位，这个应该把它划分的更清楚，才能说我这块改革往哪里做。要不然等于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体制，研究人员只有往回交专利权费，技术创业者交团费或者捐款给学校，这个自由度就越来越少，不利于创新。 可以说硅谷一半企业是和干股相关的，当然研究机构也可以没有这些企业的股权，企业对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回报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捐款，一种是资产权的使用费。我觉得我们要研究清楚，才能知道改革往哪个方向去。

      第二，你们这样的机构改革，我非常愿意是基金式的。基金可以有各种渠道来源，这个钱对于大学是我能花多少花多少，不能花我还可以去管理这个基金。但现在我们是每年向国家要钱，搞得很被动，为经费所累，年复一年。哈佛大学和清华最大的不同，哈佛用100亿、200亿做教育基金，并且经营这个基金。基金可以投资企业，企业的股本金从基金中出，然后企业回报。好像国内很难，国内基本上是经费申报体制，可能今年给的很多，明年给的很少 。和企业合作每年给你课题费用，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涉及到股权，尤其涉及到产权的买卖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

      第三，与企业家的互动与交流对于科研机构至关重要。你们相对来说还是科学院的作风。科学院什么作风？就是觉得自己是老大，企业要求着你们。必须和韵升 、神化这样的企业多交流，和谁每隔一段时间找他们交谈、吃饭，一定会找到一个模式。在我的眼睛里，宁波的企业家仅次于中关村。中关村企业对商业模式的探讨都比较热闹，然后第二既不是上海也不是杭州。这就是企业给我的反馈，反而在宁波是体现企业家比较灵活。我这个评价也许让你大吃一惊，所以说你这个所选址在宁波很不错，有好的创新环境。我们到时候会有20人在宁波，可以和你合作，可以合作做一个内部期刊。把你们的理念和外部的联系建立起来，通过我们这个东西体现出来。

     据说五龙潭这块地是宁波屈指可数的穷乡僻壤，可是穷也有穷的特色-----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特别适合人们来此休整心情。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可以在山里的石头凳子上面或小溪旁放松的休息一下，思考一下。袁总一路上向我介绍五龙潭的特点，谈话间就到了南苑五龙谭山庄。

     中午在五龙潭的酒店吃的饭，我们品尝到当地的美味---溪鲜以及农家小菜，其中一道特色菜叫做咸菜石蛙。据袁总介绍，此蛙非普通田间出现的蛙，农民需要到险峻的山上捕抓，而且要极其小心，否则会被与石蛙生活在一起的五步毒蛇咬得一命呜呼！所有餐厅里面的蔬菜都是厨师在当地采购，食物不仅体现当地特色而且十分健康。

     今天到五龙潭最大的收获是在这里做了生病以来运动量最大的一次野外有氧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是袁总的女儿——袁新发起并促成的。午休后，袁新来敲门，说要陪我到外边走走，我们就在别墅区内走了一圈，别墅区内有石头路还有木头栈桥。走累了，我们又在栈桥的石头板凳上小休片刻。因为该山庄是建在半山腰，各种道路崎岖，一路走来心情比较舒畅。

      神化公司是江东区的纳税大户，自然受到胡区长的高度关注。我和胡区长特别讨论了神化公司的商业模式问题。我认为，我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神化公司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是神化公司发展的根基所在。同时，神化公司的商业模式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是领先的，是我国新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标志性企业，代表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据袁维芳先生介绍，前些日子，神化公司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联合国内的上下游企业，成功狙击了国外一家大型资源跨国公司的单方提价行为，这反映了我国企业在全球资源定价中话语权的大幅提升，为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我和胡区长还就未来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早上九点钟，与前来宁波大酒店迎接的高新区科技局主任助理徐俊波先生吃过早饭，一行人来到了宁波市创业中心。这是我第二次来创业中心，前次是看望一个老朋友，事由不同，心情也不同。进入创业中心大会议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热烈欢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王德禄所长一行莅临宁波高新区”，红底黄字，很是热烈。

     宁波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崔秀良先生亲自参加了此次会谈，创业中心主任俞承豪先生以及中心有关人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崔主任首先谈了宁波高新区当前在孵化器和加速器建设、引导民营资本促进高新区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创业中心俞承豪主任也谈了企业在获得专业服务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宁波市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双方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此外，双方就下一步合作事宜开展了深入探讨，初步达成了一些意向。宁波高新区特别邀请长城所入驻园区，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双方的沟通机制，并现场考察了办公地点。

                                  ——与宁波轿辰集团汪剑英总裁交流

      6月13日晚，我与宁波轿辰集团总裁汪剑英女士就汽车服务业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汪女士开办的轿辰集团已经成为宁波地区最大的中高档汽车分销商，旗下代理11个汽车品牌，2007年汽车销售量超过16000台，经营规模超过30亿元，在宁波的市场份额超过40％。在宁波，平均每10辆私家车中可能就有4辆是在汪女士的4S店购买的，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 

      轿辰集团未来如何发展，走向何处？这是汪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她从丰富的市场阅历中，深刻的觉察到中国汽车后市场远远没有成熟，未来有很多可开辟空间，巨大的汽车服务利润有待挖掘，而新一轮的汽车服务市场整合已经开始。做汽车品牌销售难以拓展到外地，汪总正在考虑是否能够采取创新的商业模式，在行业内取得突破。 

      我认为，整车厂对经销商的资源控制可能会被打破。一直以来，整车厂处于强势地，各地经销商是整车厂的一个分销渠道。由于整车厂牢牢掌握汽车品牌资源，并以4S店这一营销模式对经销商进行控制，一般来说，经销商很难获得外地的经营权，这也限制了有资金实力、服务能力的经销商进入全国市场。但是由于终端消费者的购买力越来越强，而消费者所需求不再限于买车、修车，专业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在汽车服务这个价值链环节有可能形成规模化的服务商，从而提高大型服务商的议价能力。选择做什么品牌，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大型的服务商将获得市场话语权。所以，汽车经销商经过几年的洗牌，未来在中国一定会出现跨市、跨省的大型企业。 

      高度细分的、规模化、专业化的汽车连锁服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汽车经销商未来的角色不仅仅是卖车、修车，也不仅仅是目前4S店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联合租赁、金融服务、快修养护、二手车置换等高度细分的专业化服务还需要大力完善，不断细分服务领域，扩大服务半径，提升服务利润。关键是企业如何进行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整合不仅依靠资金实力，更依靠强大的品牌输出和管理控制能力。将来，一个大型汽车服务企业可能同时做十几个品牌，但是只要有2－3个品牌能够集结成全国专业化网络，那么她的能量和成就将是巨大的。

     会谈中我和余市长达成一个重要共识，就是要不怕出错，不说平庸的套话，继续解放思想。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解放思想永远都对，创新怎么都行。解放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宝贵经验。宁波是我国最早解放思想、最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区域之一，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新需要进行不可预知的前瞻性探索。在当前条件下，宁波高新区和宁波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则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理念，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关键。10多年来，我在中国与企业家广泛交流商业模式。关于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解，中关村和宁波地区的企业家比较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的企业家和我交流企业商业模式更多，让我感觉宁波企业家对企业商业模式感受更深。对此说法，余市长感到很振奋，也很高兴。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春节期间我与神化袁总的一次交流。春节之前，袁总给我打电话，问我在研究什么问题，我说我正在看《硅谷优势》这本书，作者说这一两年硅谷缺少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一项投资仅融资7-8亿美金，而真正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需要30-50亿资金，而这种项目在硅谷较少。我和袁总说，硅谷的意义在于企业家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我也就是随便一说。谁知道正月初六，袁总打电话过来说他春节期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认为他能够改变世界，并讲了能够改变世界的理由。袁总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当时我很吃惊，并且为宁波企业家的这种创新精神所感动。

     这次和余市长交流，余市长想把宁波高新区做出特点和不同于其他高新区的特色。我认为，宁波高新区的最大特色是宁波民营企业多，应该把这个特点与高新区结合起来。宁波民营经济起步早、发展快、规模大，民营企业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为强烈的投资冲动。余市长很认同这个观点，她说，宁波民间资本的规模大约有500亿，如果引导得当，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投资来源。

     最后，我们谈到民营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多来自于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不了解，因陌生而不敢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个路径依赖问题；另一个则是由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创新，而创新必然会有失败，很多民营企业家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政府要在这里多做工作。宁波市要整合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省的民营资本，成立专门的投资资金，并吸引专业的投资决策服务机构和人才，为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包括天使资金（种子资金）、VC、PE、兼并重组等在内的一条龙投资服务，形成完整、高效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谈到如何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园区建设时，我提出应该组建一个宁波高新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为宁波市政府发展高新区提供决策建议，其主要成员来自于入驻高新区的民营企业家、有足够规模、有意向入驻高新区的民营企业家和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这个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功能是选择项目，然后再由委员会中的企业家率先投资，引导其他社会资本跟投。实际上将发挥一个种子基金的作用。

     此外，会议还就加速器建设、技术转移、国际科技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最后，余市长特别表达了希望长城所在宁波拓展业务的愿望。

    解放思想是个永恒的话题。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越要重视解放思想。大连、天津泰达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发展很快，但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存在内涵不足的问题。内涵不足现在很难改变，因为当时他们的任务就是招商引资，而且现在也没人说内涵不足就不对。天津泰达提出要成为全国的“新经济平台”，这个想法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想法和现在它做的事大相径庭，这是它未来10-20年重点要做的事情。同样，解放思想对安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还是三分天下，国有、民营、外资各占三分之一。给我感觉，中国的改革只是进行了一半，有很大的推动力，也有反推动力。正因为改革只是进行了一半，所以解放思想就更加重要。

    安徽什么做得好，就是政府抓的好。在创新成为“空气”的时候，外部力量就起很大作用了，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奇瑞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但是未来十年要抓一个奇瑞是不够的，我们要抓一批奇瑞，抓一批经济增长点。政府抓产业不能只是抓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营造环境，让一批企业成长起来。比如政府搞专业园，搞产业规划。我们在未来要实现自主创新，要走出一条新道路，走一条政府推动、内生增长的道路。

    中关村第一批高技术企业要10—15年才能上市，现在的企业只要3—5年就能上市。中关村以前开发建设一个专业园、产业基地要10年，现在也只要5年。靠的就是政府的支持。所以，安徽要能在5年内做出专业园，那么科技就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搞孵化器、加速器。孵化器是科技部门很早就抓的事，现在要重新重视起来，不光在高新区搞孵化器，要在安徽各县都要搞孵化器，让安徽在外的人回来创业。加速器的主要作用是能缩短企业的上市时间。如果安徽能够在加速器里实现10个企业上市，安徽自主创新就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